Ladamic博客——为什么我离开了自己的学术工作

2016-07-28 12:22:38     作者:章敏      来源:雷锋网

Lada Adamic在本片文章中,讲述了自己在学术界的经历,并且给新人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人生建议。虽然过程五味陈杂,但最终都会成为回忆的碎片。

联合编译:黄鑫,章敏,陈圳。

为什么我离开了自己的学术工作

扰流警报:对我来说,离开了自己的学术工作是一个二体问题,但也是个二体机遇。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,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想法,希望不会存在太多自我偏见。所有的决定,都是我在权衡了利弊后做出的,当然了,这些都是我个人观点,与其它的东西无关。

首先,让我告诉你我是如何进入到学术圈的吧

1997年到2001年,我都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博士学位,不过那时候我只是在校园里上课,因为我是施乐帕克研究中心Bernardo Huberman教授的指导选课学生(Bernardo是斯坦福大学的顾问教授)。在我快要毕业的时候,Bernardo教授为我提供了一份在惠普实验室的工作(恰逢他要离开),于是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。一直到2005年,密歇根大学的Mark Newman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,并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岗位。当时我在回信中写道“我可不想回到大学当一名教授”,但是Mark Newman教授在回信中告诉我,他觉得我擅长学术研究。我是通过Mark Newman教授的工作与他相识的,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成就斐然,因此就相信了他的判断(后来与他有了更多接触,让我发现他的工作简直完美,但是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不尽如人意)。但不管怎样,我申请了在密歇根大学的工作岗位,并且得到了这份工作,可是之后我跟丈夫TJ说道:“虽然我要在密歇根工作,但我们并不能把家搬到那里。”我的丈夫非常体贴,他说,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。我们确实也都解决了很多问题。TJ在福特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,而我则开始了在密歇根大学的学术生涯(信息/中心学院复杂系统研究/及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)。六年后的一次休假,我回到了加州(我在伯克利和Facebook之间的时间是分开的)。在我的假期结束后,密歇根大学允许我多休假一段时间,于是我待在了Facebook,当时我的丈夫TJ则负责福特硅谷研究实验室(后来该实验室从福特公司剥离,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初创公司)。在我的放假期满之后,我开始向助教职务过渡,并且通过Coursera教学平台,继续在密歇根大学教书,同时我也能在Facebook公司继续自己的全职工作。这就是我如何变成一个“辍学教授”的故事。

你会有很多优秀的同事,但是你不得不努力尝试与之交流、与之合作

(更新:看到这个文章之后,我的很多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同事都插嘴纠正,表示信息学院的社交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我相信他们,所以我认错——如果你在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的话,你会有很多与同事交流、合作的机会!)

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、惠普实验室、以及现在的Facebook,如果你需要定期和同事交流,可以直截了当的走到他们的办公室或办公桌前。很多时候,你们可以聚在一起吃个午饭,老实说,我真希望密歇根大学也有这样的氛围,特别是当我第一次面试之后,能和每一个人都有一次长时间的聊天。但是,现实并非如此,绝大多数老师都“隐藏的很深”,他们要么自己在家工作,要么在“其他”办公室,甚至有些同事会把自己办公室的门紧紧锁住。在我入职后的几周,终于在教师楼对面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“好”同事,我冲过去打招呼。他堵在门口,不断的说见到我很高兴,也欢迎我来到密歇根大学,但是他手头上有很多工作需要做,因此无法和我聊天。同样是在我入职后的几周,终于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课程委员会主席的回信——当时我向他提出建议,希望能够开设一门新课程。因为我从来没有教过课(即使在做助教的时候也没有教过),所以我希望能够亲自咨询一些授课老师,希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好的反馈。他表示自己在三周内有时间。当我开始在下一学期教课之后,我变成了和同事一样的人,把办公室的门锁的紧紧的。令人困惑的是,一些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,比如前文提到的Mark Newman教授,经常会把办公室的门虚掩,如果你敲门并得到允许的话,才能进去和他聊天。他们是如何做到这样的工作氛围?我不知道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开始获得了一些定期合作者,而且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工作。但是其他人,我只是和他们在课题委员会见面时才说上几句话。同时,我意识到,让我和学生在课堂中多讨论十分钟问题时,就会有人走过来,让我们离开房间。然而,当校委会开始讨论哪些事情学生能做(而不是不能做)的时候,大家的忽然变得热情高涨,各种想法此起彼伏。每个走进校委会的学生都会被吓得不轻,因为他们会受到各种与学习无关的盘问,而我几乎没有时间和其他同事讨论学术问题,我知道,唯一能和他们讨论研究问题的,将会是下一次论文答辩。我应该说,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应该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,所有的办公室设计都不应该上门锁,鼓励大家多合作、多互动。不过很无奈,当我作为嘉宾在其他高校做讲座的时候,发现他们教师办公室的门也都是紧紧关闭的,而那些定期与我见面的人也告诉我,他们每次来密歇根大学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见我、与我交流,不会和其他老师有任何交集。实际上,外部访客(比如嘉宾或是应聘者)是最有资格判断一所学校、或是一个学院的工作环境究竟是好是坏。

如果能控制自己的话,在大学授课应该是最有回报的一件事,即便你没能这么做

在惠普实验室工作末期,那时候的我非常沮丧。即便我为了论文在奋笔疾书、即便我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,但是日子非常难熬。我不确定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,更不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成就。一旦我开始教课,所有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。每一节课、每一个试验,我都能得到反馈,知道我把知识传授给了其他人,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,感到自己非常重要。当学生告诉你,从你那里获得的知识能够在其他地方应用,你会感到非常欣慰。这种感觉很好,非常好,不管是短期,还是长期。

但是做老师会消耗你大量时间,而且,也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对你心存感激(保留的说)。我知道有些非常好的课程被差老师给糟蹋了,每次上课,他们会放上几张幻灯片,讨论一些概念,然后让学生轻松拿到成绩。但这不是我的教学方式,我在大学教书时,喜欢做一些规模不大的讲座;我学会收集一些问题集合。因此在我的课堂上,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时间去清理数据集合,或是基于模型建立某个代理程序,甚至会让学生编写一些数据读取脚本。因此,在我的数据课程里,学生们可以明白生活中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,比如吊带/数学团队/啦啦队之间的关系,年龄和幸福度/睡眠之间的关系,等等;而在我的社交网络分析课上,学生们可以模拟很多处理流程,比如点击一个按键之后,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交网络效应;而在我的基于agent建模课上,我会为学生编写一些shell脚本,让他们按照一些随机指标模拟股票市场交易。这个过程非常有趣(尤其是对我来说),但这需要我花大量精力去准备,而且对有些学生而言,他们并不会感激我所做的这一切。我的自控力其实并不好,即便我教授数据分析课程好多年时间了,当一个新数据集合出现,比如一项关注互联网因素的皮尤调查,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部署一份作业。而且,我还会让同事把他们的研究数据告诉我,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课程上建立联系。更糟糕的是,我通常会在上课前一天晚上去做所有事情,因此很多教学材料并没有组织的很好。
无论如何,我还是非常感激密歇根大学让我能够通过Coursera在线教育平台继续教书,因为我真的很怀念教书。

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教学模式——指导研究生。这是一项很有成就的工作(因为你可以看到学生变成熟,并且知道自己研究领域的方向,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,甚至以后可能会和你一起工作),当然也有沮丧(当你发现,自己其实扮演的是“文字编辑”的工作角色,而不是亲自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去)。更重要的是,这份责任是非常可怕的,一个人的未来和职业轨迹可能就取决于你:不仅仅是他们是否会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,不仅仅是你能否对他们写论文给予帮助,更不仅仅是帮助他们写一份推荐信,让他们找到一份学术工作。

你可以在晚上和周末,做想做的事情

你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教学上,这并不新奇,这仅仅是它的一部分。你的学术日会被无数的任务愉快地充实,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需要进行实际研究。这是委员会的工作,但它是有界的。然而,一旦你的工作量足够了,你会被不断的要求审查文件和建议。我统计了一下,在一年中,我已经审查了80篇论文+建议。80篇啊!!连拒绝这种数量的请求都是一个苦差事。无论何时,当你认为有1到2个小时的时间,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时,更多可能的事情如:一个逾期的审查或推荐信将呈现在你眼前。有一个有趣的故事:一位在Fcaebook的同事曾经请求一个著名的学者进行合作。据报道,学者笑着说:你知道我在这方面干了多久了吗?一天中,我的所有工作就是写推荐信。

现在,或许对大多数学者来说,介绍信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读到过Jon Kleinberg. Jo的介绍信,正如你可能知道的,他是一个公认的天才,敬爱的老师,以及(我现在知道)慷慨的合作者。在这些成就之下你可能会认为,他很少有时间写这种富有说明力的3-4页的信件——不仅可以描述学生和他们论文的所有优秀品质,还可以给出比学生给更好的学生独立工作总结。但结果并不是这样,他写出了这样的推荐信。而我呢?,绞尽脑汁,尽可能的拖延,然后发整个晚上去完成一份推荐信,最后只能通过将字体调大的方式,将它扩展成两页。我甚至都不询问信件的使用权,因为那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。更有趣的故事:在某些方面,UofM将他们的学生旅行补助表格更改成了在线格式。在这之前,纸上有两行线,你需要写为什么学生要去这个会议,如“有论文,需要出席”,而现在你需要在介绍信中附带一份pdf说明:“有论文,需要出席”。我意识到写信时,时间是如何被消耗的,是在10月份我儿子出生不久之后。在11月和12月份,请求我写推荐信的人多到爆,而我唯一想方设法要完成的工作,就是写完这些信。

你是你自己的代理人

作为教授,你肯定有一个老板。他们会要求你做事情,比如教特别的课程,得到更多的基金,参加议会。可是一旦你做了这些事情,自己的世界就几乎都被约束了。你会得到教学评分,并且你的课程建议会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,可是一旦你在教室里面,你就是主持人。你选择要从事的研究,并且寻求外界的认可,因为这是最终最重要的事情。你发表你喜欢的东西,随意发费你的补助金。相比之下,在工业界,你也有一个老板。你需要准时向你老板报道。你的老板可能非常的酷,非常的鼓舞人心(就像所有的事情里面都有我),但你总是揣测他们对于你工作的看法,以及他们是否支持你的工作。你也要让你的出版物得到拥护(Facebok在这方面特别的cool,它在工业不需要无所不在,无时不在)。然而在研究实验室,没有人会检查你的时间,而且你可以在家里工作,在学术界,只要知道你的学生和其它依赖你的人的处境,你就可以消失几天,人们都习以为常。

这都是关于你和你的工作

无论你在学术界做了什么,都是关于你和你的工作。到处旅游,谈论你和你的工作,写下你和你的工作。尽管同意书写,我也直截了当的认为:你要做你喜欢的事,(最终)你得到钱,你做了事,你是这大事件中的一部分。你的学校,到处跑时你都代表着它,但从属关系是次要的。无论在哪里,你都做着一样的事情。对比之下,你是公司的一部分时,你就是它的一部分。在会议上你代表着它,在朋友和陌生人面前你也代表着它。在HP研究所工作时,每一次谈话我总是会被问到:“为什么HP关心科学网络”(追溯到2003年,在那时每一个人都关心科学网络不是吗?)在文学界,外部的认可都是你努力的结果:如果你写了一篇好的论文,你的文章会被引用,或者你可能会收到奖励,或者你会被邀请到一个讲座进行更多的探讨。如果在你大学中,其它的研究员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,你或许会感到自豪,但最终与你关系不大。对于外界来说,你不仅要对工作负责,还要对其它体验过产品(虽然你没有从事过)的人负责。这有点混乱。

在工业方面,你是最大的,最有效的机器。这是一个你的努力将归零的机会,但这也一个,现存的机器和商品都将是你同事的机会。你的努力将成倍增加,并有相当大的影响(将由许多人体验)。也就是说,得到一些真正“在那里”的东西是更容易的(尽管在学术界,许多人都认可他们的技术,或分拆创业公司,以这种或那种方式,使世界变得更美好,例如我的朋友Amy Herr)。

问题不仅是你不想做的事,同时也是你想做的事太多

研讨会:回到我在Xetox PARC和HP Labs的日子,一个星期内,我需要参加1-2个研讨会。特殊情况时(例如Stephen Hawking 或者Persi Diaconis进行演讲),我要去Stanford并且做相关的事。其余的时间,我去进行我自己的工作。在UofM时,不仅有许多顶级部门的部门研讨会,还有许多相关的跨学科的研讨会,和所有与我的研究有关的领域。如果你的工作是在如“网络科学”,便有幸在同一周有,相关的会谈,CS,复杂的系统,经济学,社会学,政治学,公共卫生和一些跨学科研讨会,包括第一年作为教师你被鼓励去做的(这是一个主要的时间污点,如果你,像我一样,在招聘学生和管理你的工作人员的资源方面特别糟糕,你也会忘了为它申请教学学分)。甚至没有进入招聘季节时,更多的发言者就来了,我被要求(或要去)和他们见面。

多所大学合作:有一些与调查结果相关的作者来自于多所大学,这并影响工作。我仍然不认为,多所大学这一方面,是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我认为,如果你是有特殊能力的科学家(可能在更高的位置),和有更好的想法的人(更可能是在他们的大学以外有吸引力),你自然会最终以高影响力的工作,弥补大学的影响。然而,许多资助机构都认为:让5所大学一起进行同一件事,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我很喜欢来自其他大学的同事们,但在实践中,这产生了更多在个人旅行时需要的会议,每周一次或每周两次的进行电话会议,并且大部分的费用仍然由一个大学提供。在娱乐时间,我不确定额外的协调费用是值得的。

我在SI期间,许多令人兴奋的发展正在进行中。首先是专业化的“集群”,然后是专家,然后是不同的专业,然后是联合大学/专家,然后是一个本科生专业,然后是与公共卫生合作项目,然后是大量的新课程(因为你可以想象,该领域发展非常迅速)。这样的话更不要用说,招聘可以跟上所有的这些发展。回到教学方面,也就意味着:很多的课程没有课本,并且它的成份是不断发展的(一年后,一个社会媒体课程肯定是过时的)。这并不是,你从课本中准备了一些课堂讲稿的情况,或者从教科书中分配问题(添加一些你自己的东西),然后很多年一直教同样的东西(我认为我的大学物理教授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)。

学术作品失控了。我认为在引述Higgs的同时,人们会说道:以现在的标准,他将永远也不会获得任期,因为他没有发布足够的论文。我认为以现在的标准,我也无法得到PhD,甚至无法进入研究院。作为一个本科生,我做了一些研究,但没有任何的出版物(或者只有一个)。在4年PhD期间,我只发布了4篇论文(在研究院的2年中,只报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的论文,是无法存活下来)。现在,我不知道一个学生怎么会有如此稀少的出版记录!我们写的越多,产生的审查内容就越多。

在它变得无趣之前,旅行是有趣的。

很幸运,我能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工作。但也是这个原因,我不得不去参加会各种各样许许多多的聚会。首先是会议:例如,WWW,Collective Intelligence, ICWSM, NetSci, WebSci, CSCW, 复杂网络的研讨会,社交媒体的研讨会,众包,经济学和网络,计算社会科学,社会计算等等…..。接下来还有大学邀请的讲座,大学讲座十分的受欢迎,因为它可以使你有机会与有趣的人单独相处。接着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,这至少需要花费1-2年,毕竟对掌握资金的人说不,绝对不是明智之举;此外,还有你能说的上话,新的跨学科资金领域。然后是由多个大学支持的项目会议。所有的这些会议加起来时间长达1-2个月,一些我知道的同事,他们甚至要参加更多的会议。开始去新的地方,接触新的人是令人十分兴奋的事情。但紧接着我就开始失眠了。这不仅仅是时差的问题。因为无论去哪里,我都得凌晨4点起床,然后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参加会议。我很恐惧预定旅行和报销收据。我能想象在之前可能会有其他人员帮忙处理这些事情,但是现在都是网上办事,我们或多或少(就个人情况而言)需要靠自己处理相关事宜。

我一直被告知要养成说“不”的美德。你不必自己亲自处理出差的所有事宜。但是,正如我所提到的一样,自己组织一次研讨会,并且邀请人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,例如,参加项目会议,在会议上发言等等。可是你知道吗?尽管没有人对此说“不”,但是这个“不”是一个我们愿意相信或是渴望的传奇。然而,在行业中你真的有事时,能更容易说出“不”。

接下来我会讨论:一些旅行是否真的必要。10年前有人告诉我Steeven Strogatz从不旅行。确实我从未在任何一个会议遇见过他。然而,现在看他的网页,我们能看到他即将有一个演讲邀约,和想联系他演讲的联系方法。无论如何,大约5分钟以前,我以为他已经解决了。他待在家里,写一些重要论文和书,并得到了应得的荣誉。在同一时间,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奔波于不同的地方,试图收购一些我们喜欢的论文(一个是基于信任,另一个是基于焦点和生产力)。人们会对此拍手叫好,并称赞这是个“有趣的谈话”,但最终论文并未被采纳。或许我应该像Strongatz一样待在家里。也许那时我就能在纽约时代杂志上发表论文,让99%未曾见过的客人露面,接着让人们空前的关注数学。以上仅仅是在个玩笑。

技术还不是你的朋友。

邮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你的敌人:学生发邮件进行求助论文或是其他,国外资金机构要求你为他们评估建议,以色列教师要求另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成为他们的学生,自由撰稿者会请求你为他们写稿,但能否刊载还不一定,创业公司寻求建议等等……。与此同时,办公的时间十分的少。我会建议学生找一个合适的办公时间来进行讨论,但在大部分办公时间里,几乎没有学生过来。所以我得到了一大堆的邮件。我试图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谷歌团队,毕竟在这一领域学生可以自己解决大部分的事情,但是情况并无改善。发邮件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。除非是必须打电话,或是亲自拜访,要求就会下降一个等次。

我曾试图尽量多地使用教学技巧:网上论坛,LectureTools(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,能把你的幻灯片缩成一个图像,然后可以在网站上手动翻阅;接着能插入一个测验,对参加的学生进行试验,所有这些过程都在1000个鼠标点击之内或是更少)等等方法。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工作。只有一次我为讲座准备手写笔记,并把它们写在黑板上。

虽然不使用幻灯片就这样进行准备,有一点伤脑筋,但是这仅仅是我在准备幻灯片的一小部分时间,接着再把笔记打印出来(尽管打印是一个暂时阶段,因为我觉得现在没有人会想用纸质的),把笔记与教学大纲联系起来,并上传到相应的文件夹,最后生成PDF格式。

平衡工作和生活十分的困难,除非工作就是生活。

你可能注意到在上述的抱怨中,学术生活有许多的工作,但其实不然,生活就是工作。我曾考虑过所需的时间,以及做这些事的超人。曾经在许多次的周末我都有做过计划,但一想到我还有很多评分工作需要做,论文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,或是在出城旅行之前下周课程还未做准备后,我都不得不羞怯的食言。在学校的时候,我还没有做过任何周末出游计划。我也确定了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是这种情况。我们的一些女同事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一次高效率的购物之旅:我们会全都挤进一辆汽车,去卖些便宜的蔬菜和便宜的衣服,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回来。但是我们不得不计划哪几周出去,因为一旦遇见教学或是资助计划截止日期,出城旅行的计划就会泡汤。紧接着还会发生一些新的意外的事情,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成功。

我在HP实验室工作时,有一些嗜好。我会在就近的大学区域内学习焊接和加工。我会去航海,冲浪或是划船。有许多周末我会去远足。帮忙打理花园。现在我在Facebook上迷上了木工,周末也会和家人一起去露营。当我开始教师工作时,除了工作之外就没做其他的事情(除了在夏天时会打理一下花园)。说到夏天,我可以去克罗地亚进行旅游。上午去海滩,中午和下午工作。我离开时会带一些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带的东西—夏天的海滩就就像我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一样。但实际情况却不太一样。在夏天会有许多的会议,我试图在这些会议中挤出我的假期。假期一般是在6月4号左右,因为这是Ford的强制性休假。我可能会在克罗地亚呆3周左右时间,所以当时我下定决心全身心的投入休假。不幸的是,计划总会和NSF的截止日期撞上(例如,CAREER或是CISE的应用),此外学生也会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,尽管他们可以在其他的时间就做这些事情。当然我一定会去海滩,尽管我知道还有几百页的论文需要看或是订正,或是一些其他萦绕在我脑海的事情。这显然不是休息,并且十分的有压力。

说到压力,当面对压力时,我不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。你知道快乐的醉汉和酒鬼之间的差别吗?当然也有许多的人十分擅长于处理压力。就拿Michael Bernstein来举例。你可能会遇见他因为各种各样的截止日期,在最近的3天内只睡了3个小时,但他依旧能对你兴奋的谈论接下来的研究。但我是一个暴脾气,易紧张的人。我没有耐心,容易闷闷不乐,经常跑去浴室。另一方面,我没有太多的生存危机,但有更多的邻近危机或是截止日期需要担心。过去的几年,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期,充满了兴奋感:发表论文呢,与我领域相关的顶级人物在UofM或是会议上交流,教授成千上万的学生。但当我回顾我的美好岁月时,并没有充满学术成就,反而是一些与朋友在湖中或是河边闲逛的慵懒日子。在Caltech的日子,我也是一样的懒散。我们很高兴曾有一段疯狂的日子,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课程,并且学习了第二专业,我很自豪我成功的熬了过来,并乐意对任何愿意聆听的人指出这一点(等一下,我是又在吹嘘加州理工学院吗?但是最最美好的时光是入学前的背包旅行,坐在休息室里,参与一些恶作剧或是传统,并游历加利福利亚州,亚马逊或是犹他州。

作为一个可以与孩子共处的教授,提供了便利,但却有时间上的限制

在业内肯定有机会和动机努力工作。我见过许多教育型或是非教育型的事业都蓬勃发展。我认为在学术界或是工业界,许多过度工作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们仅仅是那一类人,喜欢工作,并对于我们所追求的问题充满激情,同时我们总是想做得更好。

所以如果你还在这两个职业之间纠结?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。尽管在这两个职业之间进行切换是可能的,但同时进行是相当困难的。如果你正视图做出决定,祝你好运。如果你已经做了决定,那么就请坚持下。

 via:原文

PS : 本文由雷锋网(搜索“雷锋网”公众号关注)独家编译,未经许可拒绝转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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